在联合广场A栋47楼徐建的办公室内,陈列着大大小小无数个奖项,而徐建最在意的是他在罗布泊当原子侦察兵时得到的“立功喜报”,他说“这是我用生命换来的”。
他说:“一个人如果有生死考验,就什么都不怕了,什么官位、名利都看得很轻。”
徐建的人生无疑是精彩的,当过老总、司法局副局长,是中国第一位民选的律师协会会长,最近又当上了中国第一所律师学院——中国人民大学律师学院的首任掌门人。58岁的他满腔热情地想培养出一批律师精英。
而无论他的角色怎么转变,他都没有离开过“法律”这个轴心。他说:“如果有来生,我还愿意做律师。”
31岁来深,人生中最精华的27年他在深圳度过,他见证、亲历了深圳这座城市的蜕变。
没有任何架子、没有任何避讳,一个晴朗的午后,徐建向我们讲述起他的故事,一个大律师的精彩人生,一个老深圳人的深圳梦寻。
我觉得我的人生很精彩,我围绕一个轴心——法律,做过老总、副局长、会长,最近又当上中国人民大学律师学院的院长。我觉得挺开心的,一般人没有经历的我都经历了。回过头再活一次,我还愿意走这条路。如果再有来生,我还愿意做律师。我觉得这个职业太好了。
我对深圳很有感情,因为我人生最精华的部分在深圳度过。我见证了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到现代化城市的蜕变。
我觉得一个人成功要有三个因素,一个好家庭、一个好老师、一个好领导。这些都被我碰上了,我觉得自己很幸运。
深圳第一批律师
■人物档案
姓名:徐建
职业:律师
来深时间:27年
南下深圳当“西部牛仔”
从广州坐火车到深圳,过了广州后,一路上感觉都很荒凉,路两边没有房子,只有些小村庄,而且越往深圳走越荒凉,下了火车后就看到一个大工地,来到深圳后就见到两栋大楼,这和我想象中的落差很大。
我1982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本科毕业后被分到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,当时我们班38个同学,54个部委来要人,因为我们是文革后人大第一届学生,非常珍贵。按理说在北京、又在人民银行总行工作,而且还非常受重用,应该很好。但我不喜欢北京的环境,觉得很压抑。
1983年,深圳特区要组建对外律师事务所,需要法律人才,到北京去招干。因为北京是首都,一些法律人才又都是在国务院机关工作,受重用,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去。我觉得自己不适合做官,遥远的深圳可能更适合我。
母亲听说我要去深圳,到北京来劝我,说:“你疯了么,那个地方地图上就是一个小圈,电影里看就是特务横行的地方,到一个小渔村干什么?”我告诉她,我心目中这个地方可能是革命圣地延安,共产党要举一个改革开放的旗子,砸锅卖铁也一定会把它立起来,所以要早去“延安”。
考虑了十几天后我就决定去深圳,而且放弃北京户口,义无反顾落户深圳,当了“西部牛仔”,当时很多同学都觉得不可思议。决定去深圳还有经济上的吸引力,我当时在中国人民银行的工资是每月57块钱,人家告诉我到深圳后140块,我一听翻了一番,很高兴。没想到后来到了深圳,一下火车买了个盒饭要2毛钱,北京才8分钱,所以当时我心疼坏了,觉得这个地方东西太贵。
从广州坐火车到深圳,过了广州后,一路上感觉都很荒凉,路两边没有房子,只有些小村庄,而且越往深圳走越荒凉,下了火车后就看到一个大工地,来到深圳后就见到两栋大楼,这和我想象中的落差很大。
我是和谷牧副总理的儿子坐一趟火车来深圳的,当晚住在七支队招待所。我俩晚上没事就到一个农民房的窗边,站在那看香港电视剧,之前从来没看过,很好奇。
没有经验不知道律师怎么做
中国的律师是断代的,我们是第一代律师,没有人教我们,我们必须自己闯,摸着石头过河。所以我很羡慕医学院的学生,他们有老师教,而且实习两年再做医生。
第二天我到司法局报到,他们给了我一个律师执照,当时是不用考的。后来我被派到对外律师事务所工作。我接的第一个案子是美孚石油案。美孚石油公司在深圳投资的一个加油站跟中方发生矛盾,我到仲裁委给他们仲裁。仲裁委当时是一个两层的农民楼,门口挂着个木头牌子,写着“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深圳分会”。专程赶到深圳来的美孚石油的老板看了半天,开玩笑说:“这是仲裁委员会么,它仲裁有效率吗?”
那时候法院在地王大厦后面的一个8米多高的山坡上,有两排平房,开庭时里面不够用,就摆张八仙桌在门口开庭。
我们当时8个人住在通心岭的一套两房一厅,我和两个男生躺在客厅,没有电扇、空调,上厕所、冲凉都要排队,如果在北京,至少有个单间,而且还能经常出入中南海参与最高立法活动。
虽然条件很艰苦,但也没有心理反差,因为很快就被热情弥补了。当时全国各地来深圳的人干劲都很高。
深圳对外律师事务所是在1983年10月1日成立的,当时只有5个律师。
当时我们没有做律师的经验,不知道怎么干,像个晕头鸭似的。中国的律师是断代的,我们是第一代律师,没有人教我们,我们必须自己闯,摸着石头过河。所以我很羡慕医学院的学生,他们有老师教,而且实习两年再做医生。
因为不知道怎么做律师,还闹了一些笑话。当时有个律师辩护的时候,他先把公诉词念了一遍,还说,“公诉人的意见我都同意”,然后再辩论、反驳。你都同意人家意见了还怎么反驳?当时有个香港记者来听庭,他就把这事登报了,大标题为《中国律师是第二公诉人》,报道出来后引起了很大的负面效应,人们会说中国律师连自己的地位都搞不清楚。
当上第一批“万元户”
经贸律师事务所成立不到1年,我们就赚了57万元,每人分了好几万元,特别兴奋。
1984年,司法局想搞改革,把所对外承包,一年2万元,但是所长当时不同意承包。我找到司法局分管副局长说,我自己创一个律师所。他问什么条件,我说,你给我5个调干指标,我不要你们一分钱,我给你们搞个经济贸易所。
一个新所一年至少得20万元的开支,我当时一分钱也没有,他不信我能成。后来我用5个调干指标调了5个人大同学过来,在1985年1月2日成立了经济贸易律师事务所,主要处理国内贸易的案子。当时有很多中外合资、来料加工等案子,我们的案子也很有代表性,因为最早的经济关系在深圳,因此法律关系也在深圳首先产生。
我们经常研究案子到深夜2点钟,大家都很亢奋,也不知道疲劳,不想吃饭、不想睡觉,一个案子越是不懂,越是钻研怎样解决。我每天骑20分钟自行车上班,虽然每天很忙,但很充实。
经贸律师事务所成立不到1年,我们就赚了57万元,我们自负盈亏,每人分了好几万元,特别兴奋,我成为了第一批万元户。1985年时,我花5万块钱买了辆走私的丰田面包车,我在车上有意贴上了“深圳经济贸易事务所”几个字到处做广告。
我赚的第一桶金是我“私设公堂”得来的。当时两个企业做生意,互相怕对方不履约,每人拿了30万元放我这里,谁违约就作为罚款给对方。最后有一家违约,另一家要求赔钱。我组织3个律师模仿法院开了个仲裁庭,我当主裁,让他俩互相答辩、质证,最后我下了决定书,将30万元给了履约方。后来我收了2万元的律师费。之后为这事还有人告我私设公堂。
当官经历让我明白了官场
我想我当了副局长后,第一个改革就是不要国家编制,把律师从国家工作者变成社会工作者,走市场化道路,实行自收自支,这样律师事务所才能扩大。
当时我算是有名气的律师了。我的经贸所搞得好,没要国家一分钱,给国家赚了一个律师事务所,还上缴了十几万元盈利。也有领导想提拔我。组织部第一次找我谈话想让我当深圳司法局副局长,我没干。我觉得中国不缺当官的,缺德高望重的大律师。
后来有领导跟我说:“你不是要改革吗,没有权力你怎么改?”
这话吸引了我。我想我当了副局长后,第一个改革就是不要国家编制,把律师从国家工作者变成社会工作者,走市场化道路,实行自收自支,这样律师事务所才能扩大。我们经贸所的成立,也证明了律师是可以自立的。第二个想法就是律师要发展,要向香港律师学习,另外在香港设立法律公司。
在1985年我32岁的时候,当上了深圳市司法局副局长。1986年我第一次去香港访问。当时我跟香港律政司副司长说:“冒昧地问您的工资是多少?”他回答说:“8万港币。”我一想这是我工资的20倍,当时我每个月400元工资。房改时拿到了一套房子,需要2万元,但我当时只有1.6万元,为这4000元,还到处问人借钱。
那时候,深圳市政府把从上海宾馆到沙河这一带20平方公里的土地都给了香港合和集团,2页纸的合同载明让他们开发20年,投入20个亿,但这个公司6年没投资。我当时也是市政府法律顾问,梁湘就问我怎么办?我说,打官司不行,合同没有写明几年不开发就收回地,如果20年的最后一天投资他也没有违反合同。后来采取了赎买政策,给了它广深高速、联建大楼、皇御苑的项目建设作为补偿,把地收回。如果不是这样,就没有现在深圳的中心区了。
香港法制体系给我提供了改革模板
香港人对律师的尊重让我感动。跟随李嘉诚几十年的一个律师想做司法部公证律师,李嘉诚专门为这个律师的事情请我到他家里吃饭。后来走的时候合影留念,他屁股就坐了沙发一点点位置,眼睛微微地看着我,还说“和徐大律师合影我很光荣”。
当副局长的这4年,开拓了我的视野。期间我认识了司法部的蔡诚部长。1989年中国司法部第一个代表团访美,他带了我去。
1989年,我作为司法部派驻香港中国法律服务公司董事副总到了香港。
这一呆就是12年。香港的法治水平很高,法律对当官的、百姓一样约束,比如律政司司长开车超速被警察罚款,律政司司长后来亲自上门表扬警察。
在香港12年,经历了不同的社会和制度,我后来搞法治改革的一些东西,肯定得有一个模板,这个模板的参照物就是香港的法制体系。我知道作为一个领导者要尊重民意,所以后来我在当深圳律协会长的时候,有律师在深圳律协代表大会上提出罢免我会长职务的提案。虽然我知道他提出的18条都站不住脚,但你不让人说,人家会说你利用职权或心虚。本来他不是律师代表,我可以不让他说的,但我把他请到台上,他讲完后我当场答辩。他要表决我的罢免案,主席团认为证据不成立,不让表决,但这样人家又会说你利用职权。所以我说我的工作报告当做罢免案来表决,如果工作报告通不过,我自动辞职。
让我感动的还有香港人对律师的尊重,在香港,律师地位很高。跟随李嘉诚几十年的一个律师想做司法部公证律师,李嘉诚专门为这个律师的事情请我到他家里吃饭。后来走的时候合影留念,他屁股就坐了沙发一点点位置,眼睛微微地看着我,还说“和徐大律师合影我很光荣”。
开辟选举“试验田”
政治体制改革一定不能全面地搞,一定要搞试点,在哪试点最合适?律师。因为这帮人懂法律、守规则,他们知道自己的权利。我觉得在律师群体中做试点是最好的。如果我们这批受过高等教育、懂法律的人能成功,10多年或者20年后,深圳其他阶层也可能实现。
2002年,我辞去了司法部副厅级职务,放弃了32年工龄应有的退休金,回到了深圳。2003年,我创办了现在的广东融关律师事务所。
2003年,深圳律协首次采用了我提出的以民主宪政为基础的民选、直选、竞选为特点的新选举制度。我觉得中国下一个10年应该搞政治体制改革,尤其是深圳,才能重新走在全国前列。
而政治体制改革一定不能全面地搞,一定要搞试点,在哪试点最合适?律师。因为这帮人懂法律、守规则,他们知道自己的权利。我觉得在律师群体中做试点是最好的。如果我们这批受过高等教育、懂法律的人能成功,10多年或者20年后,深圳其他阶层也可能实现。
我提出竞选会长其实是在给自己出难题。但我知道只有竞选,才有威信。我觉得这个有标杆意义,如果我在深圳律协能够搞成功,全国各地的律协会来效仿,这样就先把律师层面的民主选举解决了。
当律协会长后,经历了买楼、罢免、辞职3个风波。最让我在乎的是辞职风波。司法局认为我把律师队伍带乱了,党组作出决定让我辞职,我说我作为会长,我不服从,因为我不是你选的,但作为党员我服从。我说我辞职也是向律协理事会辞职,而不是向党组辞职。我在做辞职报告时,有人拍桌子说,“本以为你是英雄好汉,没想到你是脓包软蛋”,还有律师说:“你是船长,船没到岸,你就跳岸而逃,把我们扔在河中间,真不仗义。”
听了这话,我当场把报告撕得粉碎。很多记者等在门外等我辞职的消息,我不能披露这是党组作出的决定,几年后我可以说这个事情了。
如果再有来生,我还愿做律师
我现在最看重的是律师学院院长这个职务,我想把全国最优秀的律师集中起来带这些孩子,这是我们老律师的一种责任、一份关爱。
我曾在罗布泊风沙区当过担任核实验数据测量任务的原子侦察兵,在原子弹爆炸后的5分钟内冲进爆心检测各种数据。
一个人如果有生死考验,就什么都不怕了。什么官位、名利都看得很轻。
我觉得我的人生很精彩,我围绕一个轴心———法律,做过老总、副局长、会长,最近又当上中国人民大学律师学院的院长。我觉得挺开心的,一般人没有经历的我都经历了。回过头再活一次,我还愿意走这条路。如果再有来生,我还愿意做律师。我觉得这个职业太好了。
我有无数个奖状、奖杯,但我最在乎的是当原子侦察兵时得到的“立功喜报”,因为这个是用生命换来的。
我现在最看重的是律师学院院长这个职务。我在当律协会长时就想过建律师学院,把全国最优秀的律师集中起来来带这些孩子,像培养自己的后代那样培养他们,这是我们老律师的一种责任、一份关爱。
中国人民大学律师学院在今年4月26日这天开张,7月开始招生。2000万元的开办资金都是校友和各界人士的捐款。现在我在全国各地招聘了20多个律师做老师,主要教授学生实务方面的东西,实行精英化教育,批量生产好律师。
58岁去搞教育,的确是一个新难题。教育有它的一套规则,我不懂,又要从头学。每次角色转变都是一个挑战。我现在把70%的精力都放在律师学院身上了。我准备干两三年,让律师学院走上正轨,然后我撤回来,在深圳建一个律师服务大厦,做成类似“律师超市”的东西,分门别类,让对有法律需求的人一进去就知道应该找哪方面的律师,同时也帮助中小律师解决了案源问题。这个事情做好了,我想我就可以退休了。
我对深圳很有感情,因为我人生最精华的部分在深圳度过。我见证了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到现代化城市的蜕变。
我觉得一个人成功要有三个因素,一个好家庭、一个好老师、一个好领导。这些都被我碰上了,我觉得自己很幸运。
■同题问答
1.深圳最让你喜欢的一点是什么?
深圳海纳百川,兼容各种文化。深圳人能成事,改革的呼声、心理承受力最强,深圳一定是引领中国改革开放最好的城市,我相信别人享受不到的,深圳市民肯定早日享受得到。
2.深圳最让你讨厌的一点是什么?
不喜欢城中村,这是一个城市建设当中的大败笔,要不然深圳会更漂亮。
3.如果没有深圳这座城市,你会怎样?
如果当年不南下,可能一辈子做一个小官僚,别人可能觉得你挺辉煌,但自己肯定觉得很黯淡。
4.深圳现在30岁了,你期望,再过30年后深圳是什么样子?
我觉得是珠三角的大发展。深港合成一个大的都市,基本上合为一体,到香港就相当于欧洲国家之间互相走动一样,虽然护照还有,但是基本上不用检查了。